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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中国茶叶贸易骤兴骤落，茶叶生产与贸易既对茶农带来生计依靠，又造成了无穷的痛苦。为了加深对茶叶贸 易史的研究，本文从茶农的经营方式、经营业务、经营规模、经 营业绩及利益分配等诸方面深入分析了茶农的经 营状况。 关键词： 近代 茶农 经营 近代中国茶叶贸易蓬勃发展，茶叶初级市场——区域市场——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梯次结构 更为明显。各级市场的内在联系均以茶农——茶商（通过茶行交易）——茶栈——洋行等茶引流通环节的畅达为基本前提。茶农位处流通环节的起端，又是茶叶商品的生产者，茶农经营状况如何，不仅极大 地影响着其生产积极性，而且也决定着茶叶贸易的畅滞。为了深入研究近代茶叶贸易兴衰史，揭示各种相关关系，必须首先研究茶农的经营状况。本文拟从茶农的经营方式，经营业务，经营规模，经营业绩及 利益分配诸方面来考察茶农的经营状况。 一、茶农的经营方式与业务 茶农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商品生产者，经济活动的商品化含量高：种茶目的是为换取必需的生活 资料而出卖茶叶，是为获取使用价值出让使用价值，近代中国植茶人员比较多，部分官僚，商人，地主甚 之僧侣，出于自身消费需要，或串利目的，均不同程度地经营过茶园。但归根到底，茶农是植茶主体：古 往今来，人们都对“茶的种植和茶叶的加工，都是由茶农进行的”这一墓本事实没有什么异议。根据 茶利在茶农生计中的地位，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收成正当青黄不接之秋，得此副业救济农村，不无 小补”。另一种却是“农家生活，强半仰给于此”。尤其象皖南徽州山多田少，全年缺食9个月，几乎 家家户户都靠茶维持生活。种出的茶除极少部分自用外，其余全部出售或用来交租。茶农经营结构极 为简单，以一家一户手工劳动方式进行。经营业务包括茶树种植、茶树管理、茶叶采制、毛茶出售四环 节。无论是茶树种植和管理，还是茶叶采摘和粗制，基本上由茶农包办。茶农的经营过程，显示出小生 产的基本特征；首先，每户茶农拥有的茶园数量不多，每块茶地面积也不大。以湖北为例，该省为近代 著名外销茶产地，但每户小农拥有的茶地仅“两三亩地”。这是茶区的普遍情况：即使这点茶地，也很 少专门用来植茶，“农民都尽量利用茶丛的空隙，栽种间作物”，根本“无专种茶树之地”。所谓茶园． 实际很少连成一片。茶树“多种在山旁空地”，或“荒僻高峻之地”，甚至“茅亭前，篱脚下，皆种茶”。 这样做虽然有利于利用地力，但势必造成茶树分布极为零散，茶园徒有虚名。茶地分散，带来管理不善， 疏于经营，产量不高等一系列弊病。其次，茶叶采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所用工具原始简陋。清代史料 提到出售毛茶者是“大半以种茶为副业的小业主的小农户”。为尽量节省费用，降低成本，茶农往往对 茶园粗放经营，既“不用肥地物料”，又“不去地下野草”，修剪、选种、防虫、抗旱等重要环节更“不肯留 心讲究”。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是“无力培修”。粗放经营的必然后果是产量低，茶质差：每年谷 雨前后，茶季来临，茶农最为繁忙。茶叶季节性强，几十天内，要完成鲜。十采摘、毛茶粗制的繁重工作，茶 农必须全家出动，披星戴月，争分夺秒。“有茶之家，妇女大小俱出采茶”。同治《蒲圻县志·风俗志》也 有：“三月春风长嫩芽，村庄少妇解当家，残灯未掩黄粱熟，枕畔呼郎起采茶”。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劳农 又须将鲜叶连夜赶制出毛茶，否则会变质。茶农“日采摘，夜炒焙，恒兼甸不得安枕”实为普遍情况。 制茶全赖人力手工，所用工具无非是些炒锅、凉席、竹筛、竹筐、布袋、簸箕、薪炭等。手工制茶，劳动强度 大，效率低下，所制毛茶存在许多无法克服的缺点，如牌号无法统一，杂质多，水份大，烟味重，气味差等。 再次，茶园产量低，茶农收益薄。经营规模狭小和粗放经营，决定着茶园产出率不高。每亩毛茶一般仅 数十斤，与印度“每英亩每年可产茶600磅(一磅合0．9071斤)”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就全国而言，茶 农每户仅能“生产50磅茶叶或500磅的叶子”。著名产区皖南，种茶者“山户零星”，茶只有“卖于螺司 (山中贩户——引者)，聚有成数，然后卖于行号”。这也说明农户均产量十分低下，提供的商品茶不多。 茶农生产的毛茶一般就近出卖，产区初级市场是他们的销售场，所。售茶对象有茶贩、茶行、茶号(茶 商)，但以后者为主。茶农缺乏与市场的有效联系，只能把茶叶“送到附近看来最有希望的市场上去。一 处的价格不能满意，他们就会再运到第二个地方去”。茶叶初级市场上，茶农受到茶商、茶行的多方剥 削，激起了茶农的强烈不满。对于茶商“赴茶区收买，出价过低”，茶农对抗的办法是不肯轻于售卖：但 他们手中所持毛茶，如果不尽快出手，“未经烘焙的茶叶迅速萎凋”，更卖不上价钱。况且新茶上市前， 茶农已指望售茶抵用，因此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几乎是不可能的。 茶农经营茶叶自勺环节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但由于茶季时间相对集中及制茶技术不佳或 其他原因，往往又不得不高价雇工；雇工现象出现于茶园开垦、菜茶、制茶等方面。茶树多植山区，茶农 选定茶地后，要砍柴、烧山、掘根、翻土、整理、垒石，待土风化后即可种茶。这些重体力活，时间紧，茶农 人手不足，有时需雇工帮忙。采茶时间更紧，这样出现了许多采茶为生的人，这些人主要是妇女。湖南 醴陵，光绪初茶业“颇盛”，“采茶拣叶，皆妇女为之，时值春荒，利赖尤广”，台湾茶发展后，厦门“泉郡 五县乡民渡台做茶佣工者向以数万计”，其中许多就是采茶工。武夷山茶工几乎全由江西男子充任， “闽山摘茶”成为贫苦农民谋生的一大出路。而制茶技术要求高，茶农在自己炒焙的同时，为提高茶 质，赶抢时间，往往也雇茶师。 二、茶农的经营阶段 总的来说，茶农经营规模狭小，资本不足，产量有限，提供的商品茶不多。但具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还是有所差别，特别是全国茶农总数及茶区面积、茶叶产量、茶叶价值有很大差异，突出显示了茶农的经 营状况。 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洞开，茶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由于世界市场对茶叶需求量骤增， “洋商雇人分赴产茶各省地方，收买红茶，行销各国，议价颇昂。茶之出海者，不可胜计”。而19世纪 70年代前，印度、日本茶产虽有一定发展，尚不足以动摇华茶垄断地位，中国茶农“努力广事种植，以期 供求相称”，植茶迅速发展，新增茶地大部分在这30年中建立。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前，茶叶生产继 续向前发展，但扩展速度已减慢，并出现局部衰落的迹象，最终走向停滞。主要原因是洋茶激烈竞争和 茶价下跌。但总的来说鸦片战争后四十余年间，是中国茶史亘古未见的繁荣阶段，植茶在各茶区尤其是 东南省区掀起了一股“热潮”。如：著名的安徽祁门红茶是当地人胡元龙“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 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开始的。鸦片战争前，福建茶主要产于“建阳崇安数邑”，咸丰初得到大 发展，“福(州)、建(阳)、邵(武)诸郡种植殆遍”。盛产红茶的武夷山区更是“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 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慕效，漫山偏野，愈种愈多”。闽南安溪“全县人民，皆靠种茶为生”。台 湾淡水原本“多种植靛树，……该境人心慕业茶之利，……乃改种茶树，凡高陇平壤多艺此焉”，茶业成为 “巨宗”，该地生计也“渐广于前”。广东在“1870年后茶叶的生产异常地增加了”，并且，“还可以盼望继 续增加”，原因是“本省的资源是无尽的”。浙东四明山原产野茶，五口通商后，“采购人员接踵上山，刺 激了山上农民种茶的劲头。于是大片荒山与部分林区，尽皆栽种了茶树。就此以后，茶叶便成了四明山 区的主要生产”，所产平水珠茶驰名中外。1852年，江西“玉山及河口镇一带，……栽种着大量茶树并 制造着大量茶叶”，上万英亩茶园，“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起来的”，所产红茶河红享有 盛誉。宁州原产著名双井茶，同治间“宁茶名益著，种莳殆遍乡村”，所产宁红“成为一种头等的红茶”，售 价极高，“为世人所重视”。湖北兴山县本不产茶，“咸丰中，九冲山民李进政始种茶，为县境产茶之 始”，发展很快，至同治初，“县西白沙、相坪一带多种茶，味颇香美”。湖南平江县在“道光末红茶大 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因此“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浏阳本 “家家种麻”，由于茶利高于麻利，咸同时人们干脆“拔而植茶”。以上典型材料涉及皖浙闽粤湘鄂赣台 所有8大外销茶区，这充分说明70年代前，外销茶区普遍呈现发展趋势，老茶区扩大生产，新茶区不断 出现，茶农业茶种极性不断高涨。 造成茶农热衷植茶，茶区蓬勃发展主要是出口拉动和消费刺激生产所致。18世纪始，华茶外销日 盛，鸦片战争后，“洋商贸易，可以纯任己意，力谋发展，较诸从前在粤经商须受公行之支配者不可同日而 语”。况且国际市场上印度、日本茶出产很少，茶叶基本上“只能从中国取得”，欧美各国纷纷来华抢 购茶叶，茶叶出口猛增。1859年上海宝顺洋行曾指示买办容闳深入皖南购茶，且“能得几许者尽量收 购，不厌多少”。1840年中国茶叶出口量约为40万担，1867年50年代末年均超过百万担，1869年海关 统计为1528470担，如加上陆路出口俄国数，帆船出口及西南出口数，总量在164．5万担左右。加上中国 国内茶的消费也相当惊人，据估计年达25亿磅以上，是外销茶总量的8倍。巨大的市场需求促使农民 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茶叶生产中。同时茶价高昂，“中国方面之生产者与其经纪人……因获利甚丰”，业 茶积极性甚高。于是，第一，那些“不适于种稻，种蔗，即使不种茶，也会荒废”的高山丘陵自然被大批 开垦出来种茶。第二，农民在“茶与稻比较，是茶利厚于稻多矣”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把稻田“皆改种 茶”。类似情况象种甘薯、苞谷、豆类等杂粮及甘庶、苎麻、蓝靛、果树等经济作物收益低于茶叶，也改 种茶叶。第三，充分利用田边屋旁等一切空地广泛种茶。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植茶速度有所放慢，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生产衰落的迹象，但大体 上还是保持着向前稳步发展的态势。虽然洋茶已在国际市场上与华茶展开了激列竞争，但同时市场空 间仍很大。1881年12月的材料提到：“茶叶消费如此惊人的速度扩张着，以至要迅速发展茶叶 的种植以 适应面临的需要，这就够中国努力的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中期，华茶贸易登上了近世茶 叶出口的巅峰，1886年总数在260万担以上，同时大部分茶区仍有所扩展。如：安徽皖南歙县茶业的大 发展是“光绪中，出口称盛，产也递增”，岁出3万担。祁红外销后，茶区向芜湖一带迅速推进。1880年 “芜湖背后的丘陵上，茶园和桑林正在不断地扩张”。4年后，茶已种到芜湖南部，扩展势头有增无减， “茶园正在开扩，两年内出口很可能迅速增加”，而“增种茶树的效果在去年(1883)开始明显了”。台湾 此时掀起了一股植茶狂潮，茶区从北向南不断推进。甘薯、蓝靛不断被“扩张茶地”，种植茶树的土地年 有增加，1874年的收获量超过任何一年。茶树在台湾北部繁植后，并未停止，而是“努力向台南推 广”，甚至“随处都可能看到茶树的成长”。到80年代植茶仍处于“广泛而迅速地扩张中”。广东茶 叫—生产到80年代后期已走下坡路，但1878—1888年“近十年来并未大坏”是可以肯定的。有的地方 还有一定发展，如新会县1878年左右仍“茶业极盛”。鸦片战争后，江西“沿鄱阳湖的产茶区，在最近 50年中，已发展为一个重要的茶区”，1857年吉安、建昌(今永修)、瑞昌和九江附近，包括庐山山脉一带 的“五个新产区的茶已经进入了市场(指九江——引者)”。光绪中期，湖北羊楼洞“数千农民及其家族 制造砖茶”外销。鹤峰州所产红茶，光绪初年“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州中瘠土，赖此为生计 焉”，货品之中“惟茶为盛”。说明该州咸同兴盛起来的茶产，光绪初年仍有相当发展，成为山民的支柱 产业，并畅销海外。湖南巴陵县，光绪间茶业兴盛，每年输出70万斤，红茶“由湖北行销外洋”。醴陵 同治时红茶利兴，光绪间红茶已成为该县“大宗产品，运销于外，岁可两万石”，价值数十万元，以至“穷陬 僻壤，青翠成丛”。 总之，统览全国，茶农业茶积极性仍较高，但植茶已出现了衰落迹象，福建甚至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倒 退。早在1866年福州附近“山头种茶者因见茶市日坏，无利可获，遂将茶树焚去，改种山芋”。这种不 良报道到70年代日益多了起来。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主要是茶质下降，印度茶竞争和茶农收益减少等 因素的综合效应。茶质下降，价格下跌，市场萎缩，决定着茶叶生产只能走下坡路。福建首先出现了卖 茶难的问题，该省各主要茶区颓势初现。当时舆论认为，福建“依旧是同样的老茶树，以旧有的培植，采 摘及焙烤的方式，年复一年地继续着无望的挣扎”。 当然，80年代初全局性的衰退毕竟仅出现于福建一地，全国大部分茶区仅进入“滞长”阶段。因此 全国各地植茶业仍有所发展： 表1 中国历年植茶面积、茶产量、茶农数估算表 —————————————————————————————————————————————————————————————————— 年代类别 万市亩植茶面积 产量(万市担) 内销(万市担) 外销(万市担) 茶户数(万户) 人口数(万口) —————————————————————————————————————————————————————————————————— 1832-33至36-37年平均 521 260.5 200 41.32 130.25 651.25 1861 625 312.5 202.5 110 156.25 781.25 1871 819 409.5 202.5 20 204.75 1023.75 1886 934.9 567.46 205 362.46 233.72 1168.62 ————————————————————————————————————————————————————————————————— 注：茶产量以干毛茶60斤／亩，茶农[2A均拥有茶地4亩，每户5 口计，外销茶按lO％还原为干毛茶。1886年人口以 4．1亿，国内茶 消费量以人均0．5市斤计，1861—1871年人口以4．05亿计，数量以干毛茶计得出估算薄。 以上显示，1886年我国茶区面积，茶农人数比鸦片战争前净增约80％。这种发展规模超过历史上 任何时期。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近代中国60多年植茶成绩带来的茶地增幅抵得上以往数百年甚至上千 年的成绩。这充分说明茶农的经营业绩较好。 80年代后期始，植茶业急转直下，“种茶之区，市疲山败”，仅30余年间，茶业从巅峰跌至深谷。这 种颓势突出表现为茶叶产量的减少和产区的萎缩。 表2 中国植茶面积产量、茶户数量估算表 ——————————————————————————————————————————————————————————————— 年代类别 万市亩植茶面积 产量(万市担) 内销(万市担) 外销(万市担) 茶户数(万户) 人口数(万口) ——————————————————————————————————————————————————————————————— 1886 934.9 567.46 205 362.46 233.78 1168.62 1894 841.6 420.8 207.5 213.3 210.4 1052 1901 674.6 337.3 210 127.3 168.65 843.25 ——————————————————————————————————————————————————————————————— 估算显示：1894年茶产量比1886年骤减144．66万市担，其中内销基本持平，外销降低149．16万担， 仅得9年前的58．85％。1901年是晚清茶叶生产的最低谷，产量又比1894年减少83．5万担，虽减幅缩 小，但比全盛时的1886年净减230．16万担。十余年间产量衰落至此，不能不说已呈现“江河日下”之 势。产量下降是茶园荒芜，茶地面积萎缩的必然恶果。1894年植茶面积比1886年几乎减少百万亩， 1901年比1894年又减167万亩，减幅更大，仅有1886年的72％。著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认为，19世 纪末我国茶园面积至少减少或荒芜38％，可见问题之严重。 从各产区情况看，茶区减产，茶园萎缩的情况比比皆是，而增产，茶园扩展的情况要么仅区区一偶， 要么是昙花一现，均无补大局。福建省衰败最严重。据调查，著名产区北岭一带，茶园“十荒其八”。 人们感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既然如此，痛苦不堪的茶农只得放弃“一度被他们喜爱的 行业”。1887年福州附近的茶农“正在认真考虑在本来是茶园的地方改种其它农作物”。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再不能忍受种出了东西却得不到报酬”。盛产乌龙茶的闽南茶区，同样“多已抛荒”。茶农 生计来源发生重大变化，“有田者归耕，无田者以砍柴为活”。茶园有的重新改为谷田，甚至种上了鸦 片。总之，基本放弃了茶业，转而花“很多日引司去搞其他活计，以取得相当稳定的报酬”；。广东也是重 灾区。原本“茶业极盛”的新会县，1908年所产茶没了市场，“西人无复采办者”，“多行荒废，仅附近鹤山 处诸少数耳”。茶产不振，产区凋弊，业茶之人“所获之利，不足以养赡”，“改图别业””就是情理之中 的事。1905年，海关关册悲观地写道：“茶务已成江河日下之势，渐臻腐败”。 福建、广东茶区衰落情况代表着外销茶区的通病。这些问题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的广大 茶区广泛存在。即使是内销茶区，茶农生产状况也不尽如人意，萎缩现象随处可见，只不过程度要轻一 些。 造成植茶迅速衰退的原因主要有：(1)洋茶激烈竞争，夺占了华茶大量市场份额，导致出口锐减。 1867年华茶占世界市场90％以上，1894年仅为33％左右，1901年为27．4％。(2)茶价剧跌，严重地挫 伤了茶农白勺积极性，华茶出口平均价，1873年为19．92关两／担，1893年降为16．78关两／担，1903年为 15．7关两／担。如折成金镑，则三年平均茶价为6．39英镑、3．29英镑、2．03英镑。可见“价值不及往昔 之半”是客观事实。 三、茶农经营业绩 茶农经营业绩是经营状况的核心内容，也是茶农植茶积极性是否能够得以调动的关键所在。与经 营阶段相适应，茶农经营业绩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70年代前，茶农业茶一般有利可图，这是茶农扩大生产规模，兴 植茶树的利益驱动机制。有关茶农经营受益的史料俯首皆是，虽然大多语焉不详，大体上仍可得出茶农 取得了一定利润的结论。如五口通商后，安徽皖南“赢者既操三倍之价，绌者亦集众腋之裘”。鸦片战 争后，茶业“系闽民之生计”，“闽之业茶者，获利甚丰”，种稻及其他作物远不如种茶。正因为茶利较 厚，是“大利所在”，福建各茶区农民“靠茶度活者不少”。他们都取得了较好利益。如著名茶区政和 县，咸同时“制茶者获利甚厚”，产品售价颇昂。台湾茶发展后，种茶一英亩可获纯利10英镑以上，这 当然是“一项巨大的利润”。正是“慕业茶之利”，茶农才掀起了一股植茶旋风。广东新会县五口通商 时“邑人辟绿护屏迤西数十顷山地种之，获利甚厚”。清末材料说到广东“凡茶务中人，不惟尽失从前 尽得大利，且不得不改图别业”，也反证了茶业兴盛时茶农热衷植茶，收益较好的史实。湖北羊楼洞在 晋商推动下，业茶“商贩园户获利尚厚”。湖南巴陵县(今岳阳)“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 茶，土人颇享其利”。以上材料反映茶农植茶获利较丰，茶业对维系生计作出了重大贡献。 茶利丰厚从根本上说是茶价高昂的结果。70年代前，茶叶贸易盛行抢购风，出口茶“其价颇昂，所 有商人业此者，无不大为获利”凹。茶农所售毛茶货源紧张，价格扶摇直上，因此茶农部分享有茶叶外销 带来的好处。如据海关统计出口茶平均价，1876年前每担均在20两白银以上。道光末到咸同间，茶价 基本一路看涨。皖南茶在上海每担可售五六十两白银，差的也有三、四十两。1862年徐润所售温州白 毛茶每担高达80两，翌年所办宁州乌龙细茶、红茶，“初得价银一百二十两，继之涨至一百六十两，大得 其利”。 第二阶段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茶农业茶利益大减，个别年份，个别地区出现亏本现象， 茶农业茶积极性有所降低，但盈亏情况互见。1872年，在台湾的洋行“竞买粗茶，价格愈涨，茶的栽培也 愈盛”，茶农在价高利丰的有利形势下，大多把业茶作为主要牟利手段。光绪间，在茶区集中的北部， 茶的收入与南路糖利“岁产所值略可颉顽，皆巨款也’，凹。直至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前，台湾茶业一直处 于上升发展状况，茶农经营状况良好，而经营亏本，收益锐减的情况极少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安徽建德茶区70年代中期提供的茶“有些卖价极高”，茶农收入也不会太差。光绪霍山南乡所产茶 “采制既精，价亦倍于各乡”，茶商收购，运销海内外。但大部分茶农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光绪以来，每斤 (茶)，贵不过(银)钱余，贱时才七八分。以是民用益绌”。此阶段福建茶农经营状况尤为不佳，亏本现 象屡见不鲜。广东西宁县，光绪间茶“销售广而获利亦厚”。云南元江“光绪中叶，元人生计日窘，几有 不能生存之势，于是淬励愤发，荒芜之田园日事开垦”，不久茶“销路日广，获利日丰”。茶农经营状况 的复杂性表明，追逐茶利已到关键时刻，茶农经营状态开始走下坡路。主要原因是茶价不跌的结果。 第三阶段 19世纪80年代后期始，各产区茶农经营环境普遍恶化，亏本加剧，收支状况每况愈下。 1887年福建茶“较昔贱至数倍”。北岭茶价“比前低有大半”，百斤茶挑进城只能得到七八银元，不够采 工的伙食费。曾经有人替厦门茶农算了一笔帐，1887年每百斤茶价，值银11．385两，扣去各种费用，归 种茶人所得的仅3．529两，占货价的31％。1890年海关关册记载，福州“近来茶市不佳，种茶者无不亏 本，……茶市衰颓，小民困苦惟望”。据汉口茶业公所报告，1887年茶农茶价“除开销摘工之外实已无 余”。皖南茶商连年亏本，不仅造成商贩受累，而且“皖南山户园户亦因之交困”。皖南六安茶产区霍 山县，茶价自光绪后“愈趋愈下”，百斤贵不过钱余，贱至七八分，“以是民用益绌”。总之，茶价跌落造 成茶农生活困苦现象，广泛存在于各产区，“业茶者亦衰耗矣”。不仅如此，茶农还要受到茶商、茶贩的 种种盘剥，这样“向之茶农茶工因之辍业，饥寒逼切”，倍受煎熬。 茶农经营亏损后，迫于生计，往往采取如下措施来试图摆脱困境：第一，减少种植数量，直至抛荒。 这种现象极为普遍。如1887年福建北岭的茶园被“种茶者当为野树者有之，或送他人采去家用者有 之”。第二，改种稻谷杂粮或其他经济作物。茶业经营无利可图，茶农生计没有保障，只要能够适应其 他作物生长，茶农不可能任其长期荒芜，废茶改种粮食及经济作物或许是最佳选择。厦门茶农甚至“以 种罂粟，较之种茶尤获厚利”，把茶地改种毒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广东花县茶业失败后，茶农 “多伐去茶树而改种荔枝”。第三，希图以数量取胜，甚至被迫制伪售假。关于茶农制销伪劣茶的记载 较多，如有人说：‘‘我国山户徒贪近利，羼以杂叶，复不知讲究装璜，于是华茶销路低落，无人过问”。这 话虽不一定确切，但反映了茶业衰败后茶农被迫作伪的实情，这种{亍为反过来又加速了茶业衰落。其他 材料还有：广东新会本“茶业极盛”，“后因用野草鬼灯笼等搀杂作为，顿失信用，西人无复采办者”，市 场顿失：湖南巴陵县所制黑茶“或杂山中树叶为之，乃至无一叶茶”。看来此现象已较严重。茶农深知 茶“以愈嫩为愈贵，若多延数日，则叶片已老，便成无用”。但为增加产量，他们不但“粗叶连枝一并采 取”，而且-茶叶正当鲜嫩的日寸候，“故意不去采摘，以图长得略大，可以增加数量”，这样茶质严重下降。 1887年由于“采摘较迟，而使收成的质量降低20％”，收益又减。茶农终年辛劳，食不果腹，还要受到封 建政府及茶商、茶贩的剥削。他们“不堪抑勒赔本”，往往“不得不迟摘粗茶，并以搀杂、水湿充数，希图多 压斤两”，结果是茶价更低下，茶农收益更少。不管茶农采取哪种措施，均无助于植茶业的复苏，近代 茶业走入了死胡同。 最终茶农经营恶化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出口剧跌等因素造成的茶价迅速回落，使茶叶的单位收益 下降．茶叶所得利润很大程度付之东流。如皖南茶价减少2倍以上，由兴盛时每担30—60两降至10～ 20两。湖南茶价由百斤五六十两减至头茶18—21两，二茶13—14两，子茶6～9两”。整个福建工夫 茶价，1887年比1864～1866年平均价减少39．25～54．75％，如果考虑到汇率因素，则减少57．25～68． 25％。这是相当惊人的。第二，以茶商为首的各级环节残酷盘剥。茶叶出口市场上洋行、茶栈剥削茶 商，茶商又把负担想方设法转嫁到茶农身上。茶农扣除种茶、管理、制造毛茶的生产成本外，往往已“入 不敷出”，但还要受到诸如高利贷剥削，压抑茶价，侵吞拖欠茶款，高称收茶，高额扣折，扣秤杀秤，抽取佣 金，交纳税金等种类繁多的侵蚀。“小民之生计有限，层层剥削，其何以堪!”特别是茶价下落后，茶商 经营亏损加剧，“则转而抑减民值”的情况更见普遍，茶农所受的压榨更加残酷，也就更加走投无路。 兹据1915年安徽祁门茶区的调查报告，从中可概见茶利分配的一般情况和茶农经营状况的恶化。 表3 编制祁门头春红茶利益分配情况简表 ———————————————————————————————————————————————————————————————— 项 目 银 两 占总成本的％ 备 注 ———————————————————————————————————————————————————————————————— 一、收茶成本 10858 53.326 其中 毛茶成本 10228 50.147 子庄开支 0.63 3.089 包括评茶人、登帐、秤租、房租、搬运费等。 二、精制费用 3.139 15.390 其中 茶业职工 1.712 8.394 户租、材料 1.427 6.996 包括房租、柴炭、修理器皿、纸张、铅罐、木箱等费用。 三、税厘费用 0.928 4.550 包括厘金、常关税、附加捐、关税耗银等费用。 四、转运费用 0.618 3.030 包括祁门至饶州，饶州至九江，九江至汉口等段费用。 五、洋行费用 3.419 16.763 包括打藤钉裱、扣用扣现、修箱、每字补茶、样茶、压磅、税亏等费用 六、茶栈费用 1.434 7.031 包括钉裱、栈用出店、贷款利息、售茶代表旅费伙食等费用。 总 计 20.396 100 —————————————————————————————————————————————————————————————— 该年祁门红茶每箱售价22．5～40．5两，茶商售茶成本每箱20．396两，茶商有利可图。茶叶销售成 本主要分为六大类，利益要在茶农、茶业职工、茶行、政府、运输人员、茶商、洋行、茶栈八大类机构人员中 分配。茶商购买茶农毛茶成本虽有10．228两，占总本的50．147％，但茶农却没有得到实惠，收益很差， 他们除去各种成本后竟“亏巨”。因为该年祁门茶产量低，茶商收茶标准高，含水量少，同时一担毛茶首 先要打七五折，样茶2斤，普通22两秤折合18两秤，一斤侵占4两，一担多占22．2斤，加上出秤每担5 斤，这样一担茶被茶商扣去45斤左右，折合每箱26斤，合银4．603两。这还不包括暗扣，付现抹零，高 利贷剥削等。就是茶农经营的客观情况。 作者简介：陶德臣(1965－ )，男，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学院政教室讲师，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
安徽农业大学茶文化研究所
